今年前7个月，中国香港重回珠三角第一大贸易伙伴。珠三角产业升级的加速，加上香港不断提升的通关效率、便捷的货币兑换、成熟的法律保险等高端服务业，推动区域外贸快速增长。
据中国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，今年前7个月，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（即珠三角9市）进出口6.27万亿元，同比增长20.7%，快于全国增速3.4个百分点，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至20.8%，对同期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.2%。其中，出口3.68万亿元，同比增长10.8%；进口2.59万亿元，同比增长38.1%。
前7个月，香港超越东盟成为大湾区内地九市第一大贸易伙伴，进出口9765.4亿元，同比增长48.2%，在主要贸易伙伴中增速最快。对比上半年，大湾区内地9市对东盟、中国香港进出口分别为8194.5亿元、8186.1亿元，分别增长12.9%、48%。香港同样保持更快增速。
今年恰逢APEC会议时隔12年再次来到中国，其中香港和深圳、广州承载了三场关键议程：2月，广州召开的第一次APEC高官会；10月，香港将首次承办的财长会议；11月，深圳将召开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。在全球经贸规则加速重构、亚太合作机制步入新周期节点上，香港重回大湾区内地9市第一大贸易伙伴，意义重大。
一个数字，藏着什么？
9765.4亿元，同比增速48.2%——香港以超同期大湾区内地9市外贸整体增速（20.7%）超越东盟，重回大湾区内地9市第一大贸易伙伴。
这个数字，藏着两个信号。
首先，大湾区出口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。前7个月，大湾区内地9市出口机电产品同比增长15.2%，占出口总值比重升至71.7%。在已公布的前5个月数据中，广东对香港出口机电产品4366.5亿元，增长31.1%，占对港出口总值的76.7%。集成电路出口增长86.3%，电脑及零部件、电工器材等主要品类均保持两位数增长。
经济学者白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大湾区内地9市外贸的含金量正在发生变化——从服装、玩具等传统商品，转向新能源汽车零部件、高端装备、智能终端等高附加值产品。“这类产品对物流时效、合规管理、法律服务的敏感度远高于传统商品。”
其次，香港的制度接口价值进一步凸显。当珠三角出口转向新能源汽车零部件、高端装备、智能终端等贸易板块，香港在国际认证、出口信用保险、跨境法律服务上的优势正在被进一步放大。
这种变化，让大湾区内地9市对香港的需求从“通道”升级为“接口”——过去需要的是港口和仓库，现在需要的是国际认证、出口信用保险、跨境法律服务和离岸资金池。
与此同时，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（mBridge）——由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管局、澳门金管局、阿联酋央行和泰国央行共同建设的跨境数字货币结算平台——其核心数据中心已落地香港，为跨境结算提供新的基础设施选项。香港优势在这一轮产业升级中被重新发现。
通道成本，降了多少？
通道硬成本，是影响企业选择出口路径的第一道门槛。2024年以来，海关总署在粤港澳大湾区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，其中“一单两报”“组合港/一港通”“跨境一锁”等举措，对“经港出海”的成本结构产生实质性影响——时间更短、环节更少、成本更低。
首先是通关申报环节的简化。“一单两报”于2025年5月起在粤港陆路口岸全面推行，企业只需一次录入，数据同步推送至内地海关和香港海关。中国外运（香港）仓储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陈军算了一笔账：“新功能上线后，每票业务节省半小时以上。”
其次是港口物流的整合。海关总署2024年12月明确提出要“完善大湾区‘组合港’‘一港通’政策，不断拓展业务规模和覆盖范围”。该模式将沿江支线码头的货物视同送达枢纽港，实现“一次申报、一次查验、一次放行”。以佛山为例，10个水运码头全部开通该航线，进出口货物平均堆存期由5至7天压缩至2天以内，企业整体物流成本平均降低10%—20%。截至2025年，两种模式航线覆盖范围持续扩大，珠三角主要沿江港口均实现与枢纽港的贯通。
第三是跨境转关的提速。“跨境一锁”计划自2016年推行以来不断升级，现已实现内地与香港间货物“不换车、不换锁”快速通关，大幅减少重复查验，目前清关点已增至100个。
这些政策带来的直接结果，是通道硬成本的下降。当通关时间缩短、物流费用降低，香港在金融服务、合规管理、国际网络等领域差异化优势的“可感知度”便随之上升。
货物经香港出口，看似多了一道手续，但对于利用香港融资平台或设立区域财资中心的企业来说，香港在融资成本、汇率管理和资金自由调度上的制度优势，足以在相当程度上拉平这笔账。
香港优势，如何放大？
通道成本下降之后，香港真正的差异化优势才浮出水面。
香港在大湾区建设和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核心价值，并非在于港口的水深和泊位数，而是三套当前阶段仍具有难以替代的国际化制度组合。
其一，是与国际接轨的普通法体系。国际贸易合同的争议解决、知识产权保护的跨境执行，在普通法框架下具有高度的可预期性。2026年5月，香港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，作为高等法院专责分庭审理高价值国际商业纠纷，正是这一制度优势的进一步制度化升级。
其二，是自由汇兑下的离岸资金池。货物经香港转口时，交易被拆分为两段，资金停留于香港离岸账户，可在不同货币间自由切换。在当前汇率波动加大的环境下，这一功能性需求急剧上升。APEC财长会选择在香港举办，也是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及跨境资金枢纽功能的制度性认可。
其三，国际网络的节点密度。香港依托自由港、清关快等优势，持续拓展全球港口连接与“伙伴港口”合作；航空网络连接全球超过225个航点，约140家航空公司在此运营。当出口目的地从欧美向东南亚、中东、拉美分散，香港凭借密集的国际网络，提供“一站式”的全球分发能力。
这三种优势的共同特征在于：它们并非单纯的地理禀赋，而是法律、制度、网络层面的软实力。随着通关便利化改革的推进，制度摩擦成本持续下降，香港的制度优势正在从“理论上存在”变为“实践中可及”。
以东莞—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的运行实况为例：高价值电子元器件在东莞一站式完成通关、安检、打板，经“湾区快线”海运直达香港机场装机出口，全程约14小时即可上飞机。运行三年来，空港中心累计进出口货值已突破650亿元，年均增速达217%，其中超过七成为集成电路等高端电子产品，服务大湾区超2000家企业，整体作业效率提升20%，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30%。
大湾区高效的全球化通道
如果将香港回归大湾区内地9市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一新闻事件，放在APEC“中国年”和大湾区城市群双重框架观察，可以看到正在发生的两个结构性变化。
空间格局上，大湾区城市分工走向“功能耦合”。白明分析，大湾区“9+2”城市之间的错位分工与资源互补，使大湾区内地9市的制造业与香港高端服务业形成深度耦合。香港重回珠三角9市第一大贸易伙伴，是区域城市分工深化必然结果。
制度层面，“边界效应”正被重塑。行政边界对经济活动的阻隔效应，正在被制度层面的改革逐步消解。香港与内地通关便利化政策的实质，正是降低这一制度边界的摩擦系数。当制度摩擦成本降至临界点以下，大湾区内地9市制造业与香港服务业的“制度互补性”便开始释放新的红利。
APEC将高官会放在广州、财长会放在香港、峰会放在深圳，将大湾区城市群的功能优势展示于世界舞台，间接展现了三座城市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扮演的是互补且重要的角色。
当外贸企业对合规、金融、法律服务的需求上升，大湾区内地9市与香港的经贸深度联系不会削弱，只会增强。香港重回“第一大贸易伙伴”，折射出大湾区分工逻辑中制度接口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。对9市外贸企业而言，这不仅是最大贸易伙伴易主，更是一条全球化路径的升级，大湾区内地9市正在获得一条更高效、合规、抗风险的全球化通道。这条通道终点不是香港，而是通过香港连接的世界市场。
南方+记者 朱紫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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